马航MH370消失后,他们如何度过这七年

采访 文 | Louis Hothothot
2020年12月11日,仿佛又回到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姜晖乘坐人潮拥挤的地铁,但他的目的地不是公司,而是北京市朝阳法院。这一天是朝阳法院受理马航MH370家属诉马航的日子。原先专职处理交通事故的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两年前已改为处理互联网官司的专项法院。马航MH370的案子于是被转交到朝阳法院。
7年前的那次变故改变了姜晖,还有MH370诸多家属的命运。当时的他41岁,母亲姜翠兰就在这架飞机上,63岁。直到今天,姜晖的耳朵仿佛仍会响起飞机螺旋桨的轰鸣。2014年3月8号,马航MH370离奇消失,带走了227名乘客以及12名机组人员。很多家属至今不愿承认这是一次空难,他们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菩萨保佑,愿他们会平安回来!早日归来!”
7年过去,尽管投入了1.5亿美元,历时上千天,这场历史上耗资最大的搜救,依然找不到飞机和乘客的下落。
我曾在荷兰与一位搬家工人谈起此事,他问道,“就是那架消失的飞机吗?”理论上来讲,发生在同一年的马航17空难,荷兰人应该更关注,因为后者造成了193名荷兰人的死亡,堪称荷兰国殇。而在马航MH370上仅有一位荷兰人。我只能说,MH370背后的谜团,比任何空难都更让人挥之不去。
围绕马航MH370的消失,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无数个被姜晖等家属追问了7年的问题:
为什么马航MH 370在飞往北京的途中掉头飞向南印度洋?为什么地面人员在飞机起飞40分钟后就确认失联,但是当局却在几个小时后才迟迟发布失踪警报?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把飞机掉头的关键信息隐藏了7天?为什么马政府“误导”5国搜救集团错误地在南海搜索,从而错失搜救的黄金时期?为什么马航拒绝提供遇难者的登机录像?为什么在黑匣子还未找到的情况下,当局便把“马航和马政府对370事件免责”作为“和解协议”的条款?为什么马政府解散了国际调查组?
一个又一个疑问,像印度洋一样深不可测。马政府和马航,对许多问题都讳莫如深。在姜晖等家属看来,或许真相并不只是消失在飞机的黑匣子里,也同样消失在马政府办公室这个不透明的大匣子里。
2017年3月,姜晖和另外14名中国家属,在马来西亚以“疏忽”的罪名起诉了马政府、马军方和马民航局。他们要求当局公开真相。2018年,马来西亚法院裁决:原告败诉,原因是证据不足。从2016年到2020年,家属们投诉马航、马政府、波音飞机、安联保险的案子陆陆续续地都遭遇失败,原因大同小异——“证据不足”。
以下文字来自MH370两位家属的口述,他们到底是如何度过这漫漫七年的?

栗二友:河北农民,64岁
咱就是一老农民,370事件之前,我连北京都没去过。现在我一个月来一次。从我们峰峰矿区——河北最南边的一个县,花两块钱坐小火车到邯郸,再坐K183到北京,一共66块5。我每个月都去马航总部讨说法,到外交部督促他们。
370事件这消息,是我儿子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其实也不是女朋友,他们只见过一次面。我儿子那时候在中兴公司工作。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硬拉着他去相亲。他不去,说自己在深圳,隔这么远,怕耽误人家女孩。我说“我都和那闺女她妈说定了,说什么你也得去见见”。那个女孩子也是我们村的,在北京工作。她妈妈也是强拉着她去相亲的。于是,他们俩就在过年的时候,在两边家长的监督下,见了半个小时。
隔了一个月,我儿子打电话问我,那个女孩子嫁人了没有?我说不知道呀,我给你问问。于是我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
3月8号那天,我儿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差,办完事就飞北京。也早约好,就是那个女孩子去给他接机。出事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那里连电视都没有,只有一个老年手机。那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丽都饭店,说家属们都在那儿开会呢。
那个女孩子真的挺好,漂亮、心又善良。我都是替我儿子想的,要是那天他平安落地了,她在机场接到他。他们俩现在该多幸福呀!
我是最后一个从丽都饭店离开的家属。我们村里的领导、县里的警察局长都来了,劝我回去,说要相信政府,政府会找飞机的,呆在北京也没有啥用。
可是,离开北京,我感觉就像离开了唯一的希望。他们拉我,我就抱着丽都饭店的石头不肯走。北京,我是真的不想离开。
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他拿出一张照片)。97年香港回归了,国家强大了,我们家也盖上新房子。我儿子考上我们峰峰矿区最好的中学,还是实验班。我那大闺女,也就是我儿子的姐姐,知道弟弟学习好,家里负担又重,就说“我去打工,让弟弟上学”。她那时候一个月才能挣100块钱,挣了钱,就攒着。弟弟后来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她攒出来的。
大闺女和小闺女现在都在县城,我和我爱人就跟着她们过。小闺女开了个饭店,我们给她带带孩子,打扫打扫卫生。这老家,我们是没脸回来了。7年了,我爱人几乎没有回去过。没法见邻居、见同学、见熟人们,生怕他们问,“你儿子找到没有?”
到了清明、七月十五,去上坟,你说我咋说?面对老太爷,面对我爹娘,我说“你的孙子我找不回来啦!”太伤心了,愧疚呀,没脸见人!
我现在12点前睡不着觉,都是趴在电脑前查东西。我爱人也经常搬个小凳子坐在我旁边。看一会儿,哭一会儿。有时候夜里醒了,看我自己趴在桌子上,我爱人躺在地上就睡着了。370事发之后,她抑郁症两年多,手机摔坏了3个,她都不知道自己摔了手机。医生说,你不要刺激她,她摔就摔吧。要给她吃药,不吃的话,这个家就毁了。可是药多贵呀!去市医院那一次药470块,拿了半年,家里经济就受不了了。村子里的医生说:吃安定也可以治,一毛钱一片。
后来国家又禁了这个药,说是有副作用。最好的办法是引导她的情绪,走出去。为了给她一个交代,也为了自己心里踏实,我还是自费去了马来西亚、非洲、欧洲,为了找飞机,找我儿子呀。
在马达加斯加的时候,和姜晖他们会面,还见到吉普森。他告诉我们如何找飞机,如何识别残片。这是我们家属自费找残片。最后全世界都知道了。马来西亚也不得不派一个调查人来和我们汇合,那是一个胖子。他给我解释说,他们正在做一个实验,锂电池什么情况下会爆炸,爆炸了会有多大威力?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和找飞机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把我们在海滩上发现的残片给他。这个胖子说,“这一片太小了,鉴定不出来”。我们不服气,又去巴黎做鉴定。结果,到了法国,他们也说太小了,无法识别是不是波音777飞机的残片。但他们肯定这是飞机的部件。
飞了半个地球,也没找出来个结果来。回来之后,我就在县城的商场买了一个最大的地球仪,看看我去了哪儿?寻思寻思我儿子会在哪儿?
7年了,我除了每天查370的新闻,就是写诗。
原来,我在农村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下雨天都是打牌赌博,我坐在家里看书。愤怒出诗人。我有话说,我想念我儿子,对我爹娘也愧疚的很,我对马航也愤怒的很!写诗,是最简单的语言,最精炼,也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希望将来出一本诗集,在我爹娘坟前烧一本,给他们絮叨絮叨。不过,这得等到飞机找到了,我才有脸去不是?
那个姑娘真是好,心地又善良,要是我儿子平安降落了,他们现在该多幸福呀!我是不是就有了一个好几岁的孙子了呢?

姜晖:职业经理人,48岁
我母亲退休之后喜欢旅游,经常报团到处玩儿。我和我哥都很支持,给她钱,让她去玩。我那时候不止一次地想:等女儿再大一点,好带了,就带着父母来一次全家游。可是,马来西亚这次旅游母亲就再也没回来了!要是我平时多陪陪她,她就不会一个人去马来西亚旅游了吧。
我那时候经常出差,虽然base在深圳,也在北京办公。一年到头多数时间都是在出差,在家时间很少。想想真是后悔,子欲孝而亲不在。时间都给了公司,公司不满意的时候,随时可以开了你。我的前公司就把我辞退了。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后我在这家公司从仓库基层干到华北区大区经理。可公司还是开了你,还编出来一个理由“不能胜任工作”,可我的KPI常年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就算那段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社会活动——找我母亲、找飞机、打官司。可我的KPI是名列前茅的。
后来我起诉前公司,官司打赢了,按理说我随时可以重新入职。可是我认真地想了想:真的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吗?于是我就没回去。
370事发的时候,我女儿刚过2岁的生日,她对奶奶只有模糊的记忆。她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我发现我已经骗不了她了。前两年,出于尊严,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没有工作,出去的时候就说自己出差。可是,前几天我提着箱子出门,她冲我问,“爸爸,你又去找那个飞机呀?”我一下怔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前几天,我听到她在大声读课文《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也读过,还背过,但是没什么感受。这一回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我们要的是公平、正义,要责任方向我们道歉。
我希望推动做起来一个马航370基金会,任务就是找飞机和找人。有了这个基金会,就可以把这些分散的家属们聚集起来,拧成一股绳。用这个基金来收集证据、悬赏知情人爆料、聘请律师和专家、自发搜索等。这样就可以有组织地、专业地工作。我和几个家属们谈了谈,他们都很支持,尤其是那些年龄大的家属们。7年了,370的搜索没有任何成果。我才40多岁,我都开始焦虑了。何况那些80多岁的父辈们,他们能等另一个7年吗?
家属群中有一位东北的大姐,单身带大了孩子,孩子后来在新加坡打工,回家时坐上了370。大姐没有和马航和解,而是在北京租下房子,每个月到马航办公室讨说法,死磕了两年。后来她回到东北,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她准备卖房子救命,结果房子还没卖出去,人就不在了。
要是她有马航的赔偿款,她的病不就可以治了吗?家属群中最难的,就是那些失去孩子的农村老年人们,这样的例子有20几个。这些人尽管缺钱,却不谈钱,他们争得是一口气,争的是公义。
我不相信阴谋论,可是从我们和马航、马政府的接触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不希望黑匣子被找到。我们原来希望,让自己的行为感动他们,哪里有残片我们便去哪里找,去鉴定,希望能推动重启搜索。可我们面对的是一群装睡的人,怎么叫也叫不醒的人。
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在谁是责任人还未知的情况下,第一版和解协议上面竟然有“免除马航、马政府所有责任”这样令人咋舌的条款。虽然赔款200多万,但三分之二的人都没签。到目前为止,有89个家庭拒绝了马航的和解协议。这些“死磕派”家属们中,84个是中国家庭(152名中国乘客),另外5个是海外华裔家庭。受难者们其实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中国人的家庭亲情关系,真是不一样。
走了几年的弯路,我们才发觉,自己只是渺小的个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人联盟。不管是哪些家属,在哪些国家,投诉不同的对象,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律师团队:安联保险的律师团队——他们打包代理了所有的责任人。他们肯定知道些什么,就是不肯公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找到黑匣子是问题的关键。飞机在中途掉头飞向印度洋,为什么呢?原因或许就隐藏在黑匣子之中。机长自杀的说法,怎么也搪塞不过去的。
对于找到黑匣子,我是很乐观的。以我在通信公司工作20年的经验,这只是时间问题。在马航事发之初,搜索12万平方米海域,需要1.5亿美元。这才几年,搜索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现在,按海洋无限勘探公司(Ocean Infinity)提供的方案,他们有能力用4年半的时间,在印度洋上搜索60万平方公里,找不到不收费,找到的话,费用是为7000万美元。
从事发之日起,马航和马政府便无视我们的种种诉求。比如,乘客登记录像,要了多少次了,就是没人回应;我们一再要求心理援助,事发一年多之后,我才见到心理医生。在最需要帮助的1年多,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过分的是在2019年8月,他们不顾家属们的反对,解散了国际调查组,终止了搜索工作。这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
2020年年底,北京市朝阳法院召开了第一次庭前会议。370家属们投诉马航“未能完成运输合同”的官司,拖了两年,终于就要开打了。如果官司胜诉,89个家属便可以从马航那里拿到不用签“和解协议”的紧急救援款5万美元。这便是我想成立基金会的第一步。要是每个家属拿出一部分钱(已有家属表示愿意拿出一半),然后通过社会募资,可以筹更多的钱。
最关键的是,有了基金会,我们就不是一盘散沙,可以长远地运作下去。
其实,370事件已经改变了航空史。比如有一项叫ACARS(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的信息技术:每隔15分钟,飞机会自动和卫星来一次“握手”,卫星发出的信号是:“你在吗?”飞机回答是“我在,坐标、耗油量、转速等信息是……”这项技术很早就有,但是收费的,而马航370恰恰没有付费。现在这项技术免费了,所有飞机每隔15分钟和卫星汇报一下自己的坐标,未来飞机再也不会走丢了。
370这个事儿带给社会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我想,以前的生活都太缺少意义了,我这下半生,要是把基金会成立了,要是把飞机找到了,这人生,才值了。(来源: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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