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了出狱后的半年休整和游历后，兰世立正式复出。今年2月间，他的首秀就是从全国各地召集来近50家媒体，并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向记者们讲述东星航空如何在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和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的推波助澜下无奈破产，二人又如何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以8000万元的低价“骗取”了当时价值16亿的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盛)。
“我不是基督山伯爵，我如果纠结于复仇，那是在浪费生命。”《基督山伯爵》是兰世立在监狱里最爱读的小说之一，但他不认为书里有自己的影子。
尽管不愿意将之称为 “复仇”，但这位曾经的湖北首富，在四年牢狱之灾过后，再次在武汉这个他的崛起之地与伤心之地，搅起了一场风暴，逼迫他的两位“仇人”不得不仓促应战。3 月26 日，备受关注的兰世立东盛地产案，在湖北高院开庭重审。作为焦点人物的东星创始人兰世立与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首次在公堂之上对簿。兰世立此刻的首要任务，仍是从"仇人"手中夺回35 亿资产。
“国资民资合作是羊进虎口”
面对媒体，兰世立笑称自己应该是“所谓的这些倒霉蛋企业家里最倒霉的一个”，他所指的倒霉蛋企业家，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字：顾雏军、吴英、张克强、唐庆南、黎庆洪、李途纯等等……他们遭遇的宿命，大多与政商关系破裂、政府动用权力乃至司法打击企业家侵食其资产有关。
“你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兰世立始终记得好朋友王石早在他服刑期间专程探望留下的鼓励话语。
出狱后的兰世立，频频与王石、任志强、刘小光、雷军等企业家大佬聚会，相谈甚欢。王石，是兰世立提及自己的一群企业家朋友时，往往排在首位的一个。而王石，是目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对于政商关系处理熟稔的代表人物。回顾自己在处理政商关系中的得失，兰世立感叹和企业家朋友基本有一个共识：要跟政府保持距离，不能太近，不能太远。
“太近了就像黄光裕、徐明，他倒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觉得跟官摊上都发了财，最后官倒霉，他们这几个都是因为官的问题把他们搞进去了。但是如果太远不跟他们打交道你什么事干不成，就是一个小科长卡着你，你可能地摊都开不了……”
兰世立并不认同外界所说的他是败于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如果我政商关系处理得不好，我当初怎么可能做到百亿资产规模那么大呢?"兰世立说，富豪企业家入狱，往往会带进去一批政府官员，比如全国首富黄光裕，而地方性的企业家通常也要带进去一批当地官员。但自己作为湖北首富，入狱之后，并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跟着自己进去了，这说明自己充分地把握好了政商关系的度：不太近，不太远。
而面对媒体如何看待当前国资引进民资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兰世立的回答颇有些决绝。他以切身经历举例，"我是典型的跟国资打交道，就是因为有国航所以才被抢劫，国资民资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合作的结果就是送羊进狼窝，或者送羊进虎口"。
兰世立向《中国民商》讲到他1992年的经历，当年自己曾投资500 万成立信用社，相当于今天的民营银行。那时的500 万非常值钱，政策也鼓励民营企业投资进入信用社，结果很快国家把信用社改成城市商业银行，“所谓的信用社全部归商业银行了”。“到今年22 年了，没分过一分钱红，没派过一分钱息，最后还不停地下什么股权核定通知，说你这个资产缩水了，500 万变成300 万了，变成200 万了，现在我的500 万已经变成60 万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的500 万投资了22 年，今天缩水成60万了。”
2005 年，在国家出台的“非公”36条政策鼓励下，民营资本进入航空、金融等垄断性行业异常活跃。当时民航业是垄断行业中对民间投资开放力度最大的，兰世立的东星航空和春秋航空、奥凯航空、吉祥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正诞生于此。兰世立当年曾以20 亿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第70 位。
回顾这两段过往，兰世立感叹金融机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向民营企业打开了，后来又完全关闭，民营航空领域在2005 年开始向民营企业打开，后来又逐步关闭。现在政府又再次开放民营航空，这说明无论是政府、社会、市场都需要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没有人能阻挡民企业进入这些行业的社会进步，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企业都应该民营化。真正的市场化，国企就应该退出这些领域。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市场化的产物，更不是市场化的主体，做的也不是市场化的行为。
但“一朝被蛇咬”，如今兰世立对再进入航空、铁路、电力等垄断部门已兴趣全无，面对最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观点悲观。他举例，就像张克强、龚家龙、陈发树等的遭遇，“你跟他合作，他说没有了就跟你没关系了，不服气就把你关起来，就这么简单，哪里有道理可讲?山西煤矿投了几千亿，都是股东了，不听我的就抓起来，讲都不用讲。多少煤矿老板被抓了?其实江浙很多企业就是这么垮的。再往回说，解放初期全中国的工商业都是私人的，公私合营了，最后人都没有了，你还敢朝人家要……就是一个陷阱。明摆着你只有出资义务，没有什么权利。哪怕你是一个最大的股东，控股也永远是国企的”。
不想变成顾雏军
六年时间，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从湖北首富，到锒铛入狱，商业帝国分崩离析。囹圄中的兰世立，接连将昔日合作伙伴谢小青，民航中南局等告上法庭，同时举报原武汉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贪腐等多项罪名。他曾放言：“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出狱后，兰世立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消耗在了与融众谢小青的官司缠斗。在与媒体的对话中，他不忘强调，“我不会纠缠过去，到处鸣冤，那样就成了顾雏军。我要讲冤案的话，就要面对强大的政法系统，要是说破产案的话，就要让一个央企、一个地方政府承认错误，这是奢求。所以我这次要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把我被骗的资产讨回来”。
在东星航空事件以前，东星航空拥有7000 多员工，在全国除了西藏、新疆、内蒙、青海外的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分支机构，有多达100 多家公司，资产超过百亿。而今天兰世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自己的公司除了在诉中的东盛房地产案、钟祥景区案，200 多名员工以外，其他几乎丧失已尽。
兰世立称在这一过程中，东星被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趁人之危、趁火打劫的情况也不少，其在神农架景区投资的5个景区，包括一个五星级酒店，3 个三星级酒店基本上被当地政府非法剥夺，在武汉的景区投资了数千万元，交了5 年的租金，被当地以合法形式抢走。他不断向媒体提及东盛地产当时拥有的16 万多平方米，价值高达16.8 亿的房产只销售了4 亿多，融众通过银行抵押骗取贷款3 亿多，套走了7 亿多的现金，而现在剩下的房产还有超过30 亿。
涉及几十亿资产的官司悬而未决，兰世立坦言自己对胜诉、拿回资产并没有抱太大期待。即便存在胜诉的可能性，那也会是在很久之后，他没办法把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全部押注在上面。他更愿意展现规划未来项目的豪情，称即将开展的所有项目都是自己在狱中思考得来，甚至连计划书等细节都已经考虑周到。出狱后他不断找人聊天，并以最快速度去补齐知识断档。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微信、微博、两个QQ群，以极亲民的态度与所有关注他的人交流。他随身携带两个手机，一部Vertu是用来接电话的功能机，一部iPhone5S 是移动上网的智能机。
在新闻发布会上，兰世立说，自己还有部分资产和企业界朋友以及合作伙伴的项目支持，并非一无所有。但媒体传出的消息如东星集团已经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及所剩资产仅为一个年营业额400 万的景区等，佐证了东星航空的真实窘境。在与媒体的高调接触中，他仍然维持着多年前的出差标准，下榻在位于北京国贸的中国大饭店，一个曾经代表了尊贵身份的地标。站在贵宾休息室的大玻璃窗前，兰世立透过雾霾，遥望斜对面的招商局大厦。那里曾是东星国际旅行社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点，“当时一整层楼都是我们的。”对于图谋东山再起的兰世立，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大陆目前出狱的一些企业家，无人再有超过入狱之前的成就。伊利的郑俊怀，创维的黄宏生，爱多VCD 的胡志标，中航油的陈久霖，格林柯尔的顾雏军……以褚橙再次亮相的褚时健，背后其实更多是本来生活的俞华峰。
但幸运如兰世立，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倾家荡产，还有钟祥景区，以及可能重新获得的东盛公司;再者，媒体对于他，更多是正面的鼓励，拥有这两个优势，48 岁的他期望自己可以挑战之前出狱企业家的定势。“我不是预言家，不一定会成功，但与其默默无闻，我选择战斗。”说这话时，他的眼神，流露出兴奋。
妥协只会结果更坏
尽管不想变成顾雏军，兰世立不得不和顾雏军站在一起，成为民企生存境况的标签人物被反复提及。而出狱后的兰世立，也不断以战士姿态控诉自己遭遇的冤案。在与王石、任志强等企业家交流后，他更愿意用“企业家群体共同的命运”来消化自己的冤屈，他的抗争行为也因之有了为一个群体争权利的意义。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王石和任志强一样，他们是关注到企业家这个群体，他说你的命运就是我们企业家的命运，我们关注你就是关注我们未来，所以他们能做成中国教父级，不是什么人都看到的，包括我们原来想着自己多冤枉多委屈，如果站在这个高度去看，大家关注你就完全不一样”。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最近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及接受顾雏军案时，直言“抓顾雏军的罪名是侵吞国有资产，最后判他的罪名是另外一回事，可见这个案子是错案”。而顾雏军案能否重新公正审判，也许需要比想象更长的时间才会见到答案。
兰世立同样逃不开这个宿命。2009年湖北司法部门是以“逃避追缴欠税”将兰世立归罪，但这一罪名同样经不起推敲，“完全是虚构的，事实不存在，结果不存在，这个罪名首先一定是结果犯罪，而结果我们不但把税已经交了，还交了一倍的罚款，那我说一个举例，这就跟佘祥林一样，佘祥林、赵作海都说了杀了人，结果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无罪，而我们的结果，我们不但交了这个税金还交了罚款”。
法院开庭时，有包括兰世立和东星航空总经理、财务经理等4 名被告，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这样的刑事案件开庭时间至少两到三天，而兰世立等整个开庭不到一个小时，连律师的辩护意见都没时间听，法官当庭明确讲这个事情法院定不了，我们走个过场，最后怎么定是上面的事。
而法院判决兰世立“逃避追缴欠税”罪名之前，东星航空已经被政府宣告破产，根据最高检察院专门的司法解释，明确宣告对破产注销的企业不用追诉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兰世立直言“这就是违法判决兰世立”。
“破产听起来更冤，什么叫破产，破产法很清楚是资不抵债，有很多到期债务你无法偿还，经过判决处理。东星破产案是我人抓了公司已经是他们的了，对外宣布破产，资产全部给了国航。没有一个债务人起诉我，没有一分钱的债务法律认可，没有一分钱借款，没有一分钱贷款，怎么破的产?听起来不是更好笑，基本的程序都没有。”兰世立接受《中国民商》采访时引用曼德拉的一句，“如果我逃不过监狱的黑暗的日子，我的下半辈子本身还是在监狱里”鼓励自己，说“如果我们老是把自己置身在这些纠缠诉讼之间，可能我下半辈子也就是一个整天鸣冤叫屈的很讨厌的人物”。但他依然不厌其烦对媒体反复述说加诸自己身上的荒谬司法现实，就是希望至少要让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
出狱后的兰世立在规划进军互联网创新领域之路时，也注意到总理李克强接见马云、马化腾等民营企业家的新闻，他相信至少中央对民营企业家是重视的，希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企业家的安全度也会因之增加。他认为只要摆脱某些人以权代法的行为，或者说是能把它更公开更透明，就能看到希望。
曾有媒体将兰世立的悲剧归结为其性格过于刚烈，不善于妥协，常与政府针尖对麦芒。
有媒体在专访兰世立时也提出，中国成功民营企业家都是生存大师，必须善于在夹缝中发展，在妥协当中前进，当时如果妥协是否结果会更好。对此，兰世立说，其实自己当时妥协过，有想过完全退出东星航空，交给中航集团。但他转而又称，就算自己真的妥协了，退出了，就可以免掉后来的牢狱之灾吗?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我还是会一样坐牢的。”兰世立反复引用强奸犯的比喻--强奸犯并不会因为受害者的顺从，就放她一条生路，相反，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因为怕对方的指证，反而会把坏事做绝，直接杀人灭口。他说，如果当时自己妥协了，下场不会比抗争更好。
曾成杰和吴英被他视为典型的例子。两者都是非法集资，吴英非法集资的金额比曾成杰要大，吴英一审、二审判了死刑以后，她坚决抗争，最后才导致一审二审已经判死刑最后改判的可能几乎没有的情况下，最终结果至少是留下了命，而曾成杰同样是集资的金额比她小得多，最后判了死刑，甚至连家里都不知道人都死了，他说这就是抗争和隐忍的结果。
兰世立也因切身经历认为混合所有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只要混合所有制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的经营管理活动与他个人利益无关就会导致矛盾的产生--你是国企领导人，我是民企领导人，你是一张纸任命的，经营好坏与你无关，而我每一分钱与我息息相关，我们两个能合作吗?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太可能合作，或者很难成功，我们不排除有个别可能成功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应该不可行的”。
而保育钧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回答更加透彻，他表示在现有模式下，“混合所有制”是“老子对儿子的办法，主子对奴隶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政治分开，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之后，才能跟民营企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