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给后疫情时代的航空业带来的启示

当美国生物识别技术及身份识别公司Clear Secure在今年6月上市时,人们认为后疫情时代的旅游业的重生时刻到来了。这家总部位于纽约市的公司在50多个机场提供生物识别安全检查,并在体育场馆、写字楼,甚至是该公司股票交易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其他检查服务。在首次上市之后,Clear Secure的市场估值为68亿美元,年收入为2.153亿美元。对一家在商业航空领域里苦苦挣扎的企业来说,这是十分漂亮的数字。

Clear Secure公司的上市体现了航空业在“9·11”事件后的20年里一直保持韧性和创新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Clear Secure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它本身就是“9·11”事件之后,相关国家政策的产物。长期以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经常是旅客嘲笑的焦点,但事实证明,它确实取得了世间少有的成功:一个规模庞大、价值77.8亿美元的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与日俱增,同时也为私营部门的创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

航空安全专家、丹佛大都会州立大学(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of Denver)教授、《实用航空安全》(Practical Aviation Security)一书的合著者杰弗里·C·普莱斯说:“在‘9·11’事件之前,美国没有在航空安全方面投入资金。但在‘9·11’之后,由于所有的巨额资金都流入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及其创新中心,你可以看到人们促进改变航空安全的不同类型的技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创新技术被用于所有不同的行业。”

保障空中旅行安全的概念能够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当时劫持商用飞机首次成为一种威胁,尽管在那个年代,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人讨厌。普莱斯表示,当时典型的劫机者“只想要一袋钱,然后迅速前往古巴或墨西哥这种不会被引渡的国家”。

作为回应,美国政府启动了联邦空军元帅(Federal Air Marshal)计划,但并没有特别加强机场安全。劫机之后顺利逃脱仍然十分容易。1968年,劫机事件突然增多,美国几乎每周都会发生一起劫机事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飞机和乘客被绑架了好几天,有时被带到阿根廷或阿尔及利亚等遥远的地方。虽然美国政府加强了刑事处罚,但它的干预仍然是缓慢的,危机依然在蔓延。

随着恐怖分子开始意识到飞机和机场是可以成为袭击的目标的,问题再次恶化。随着威胁的扩散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增加对乘客的安检——包括金属探测器和随身行李扫描——成为美国的国家标准,航空公司为此政策出资。

在一段时间内,新工作程序运行良好,但系统中存在漏洞,尤其是在国际上。1985年发生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一系列劫机和袭击,以及1988年泛美航空(Pan Am Flight)的103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的爆炸,都利用了这一点。航空和机场安全再次受到重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涉及美国飞机的事件很少发生。之后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就发生了。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航空业开始意识到,航空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事后才考虑的,所以才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航空公司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待事物,你可以理解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航空公司暗自发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多年未发生的事情支付更多的安全费用?’”普莱斯说道。

根据普莱斯的说法,显然,航空公司安检处工作人员的工资往往很低,所以他们的人才流失率很高,有些设施的流失率高达每年100%。在犯罪背景调查等方面,对这些流动工人的审查情况参差不齐。这些审查工具也过时了:安检处使用的x光机很简陋,而且所用的配置是只能够识别一个包是否超大,而不是里面是否装了有问题的物品。与此同时,客运航班上的托运行李并不安全。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于2001年11月立法成立,在最初的几年里,它在弥补这些航空安全工作缺陷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飞行成了一种负担。机场的公共场所排起了长队。虽然没有造成伤害,但恐怖分子在鞋子或者是内衣里藏着炸弹,引发了航空公司对乘客的新一轮审查。在幕后,运输安全管理局新的工作人员和设备挤满了候机楼。机场管理人员可能面临可租赁面积减少造成的损失,从而导致机场经济运营陷入混乱。

但是,如果乘客和机场工作人员觉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傲慢无礼,技术供应商就会找到一个其他乐意合作的客户。例如,为了创建更好的成像系统,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花了20多亿美元与史密斯探测(Smiths Detection)、L3和Rapiscan系统等公司合作。最后的结果是:到2016年,那些曾经备受争议的、目前已经成为标准的全身扫描仪几乎被普遍使用。与此同时,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生物识别技术越来越感兴趣,这种技术使用指纹、视网膜扫描和面部识别技术来验证已经接受过筛查的旅客的身份。

Clear最初是由美国律师创始人、企业家记者史蒂文·布里尔于2003年创办的,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后“9·11”时代美国的重建和维稳》(After: The Rebuilding and Defending of America in the September 12 Era)。着眼于公司的经济增长,这家当时名为Verified Identity Pass Inc.的公司宣布,2008年8月它从包括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布里尔本人在内的一个团体筹集了超过4400万美元。但随后金融危机加剧(不到一个月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公司岌岌可危,最终于2009年停止运营。

次年,对冲基金经理卡琳·塞德曼-贝克尔和肯·科尼克收购了Clear的名字和资产,使其免于破产,并重新启动了这家公司。十年以来,业务已经超出了提供的背景调查(由TSA PreCheck具体操作)创建的范围。卡琳·塞德曼-贝克尔也是现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形容其为“一个安全的身份平台”,使用生物识别信息提高其700万名成员在安全检查站的工作效率。

普莱斯说:“任何从事生物识别技术的人都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就开始研究生物识别技术,现在航空业又重生了。生物识别技术的优势之一是减少个人接触。我可能不需要碰你的登机牌或手机,就能够通过某种生物识别扫描来验证你的身份。我们也有机会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加强机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准入。”

潜在的商机很大,远远不只是在机场。至少在Clear的投资者在游说中如此认为。在Clear首次公开募股当天,塞德曼-贝克尔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Squawk Box》节目采访时表示:“我们认为,Clear不仅在全球旅游领域存在巨大的机遇,而且还可以将Clear平台运用到许多不同的垂直领域。我希望,在几年内,航空是我们最小的垂直项目,因为其他的垂直项目要大得多。”

自首次公开募股(IPO)以来,Clear与美国网上订餐平台OpenTable合作,宣布了一项针对餐厅的新服务,提前告知客人在预订晚餐前接种了新冠疫苗。它还为参加纽约时装周(New York Fashion Week)的人,甚至是曼哈顿下城“9·11”纪念馆和博物馆(9/11 Memorial and Museum)的游客提供了疫苗接种证书。其他科技公司Aware、Daon和Yoti等也在研究生物识别技术的新应用。

因此,最显著的技术革新可能不是指在“9·11”之后机场安全措施的调整,而这些措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在新冠疫情之后如何恢复“正常”生活的范例。(来源: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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