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三个自信”的重要理念，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民航66周年(1949年11月2日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端)的时刻，中国民航人回首往昔、珍视现今、展望未来，行业特有的“三个自信”亦油然而生。
我认为，中国民航人应该拥有的“三个自信”是——
行业发展自信、民族文明自信、历史文化自信。
“三个自信”理念，既是时代发展对中国民航人的精神状态所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几代新中国民航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六十余年奋斗和创造的成就累积，值得民航全员倍加珍惜和不断弘扬。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国际民航不断增强的竞争态势，面临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民航人更应以“三个自信”理念积极应对各种机遇与挑战。
一、行业发展自信
行业发展自信源自行业优势、行业创新和行业发展建设成就。
1950年新中国民航初创时，仅有30余架小型民用飞机，年旅客运输量1万人次，运输总周转量157万吨公里。
60余年后的2014年，中国民航已经拥有运输航空公司51家、通用航空公司239家;运输飞机2365架，通用航空器1621架。运输颁证机场数量(未含港澳台)达到202个。全年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42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9亿人次，货邮运输量达591万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持有中国民航有效飞行执照的驾驶员驾照总数为39881本，这说明我国飞行人员总量已接近4万人，且连续5年实现了12%的年均增幅。
1999年9月上海浦东机场的正式运营，不仅是民航实现“一市两场”运营的重大突破，更意味着空中交通管制能力和水平有了长足提升;2015年2月5日，继北京、上海以后，广州也进入了“三跑道运营时代”，重庆机场的第三条跑道预计2015年底建成、次年投入使用，这都意味着民航空管水平的再次提升。民航飞行量每年至少增长10%，根据规划，中国民航将建设7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区域管制中心，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区管中心已建成，沈阳、乌鲁木齐区管中心在抓紧建设中。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2010年是中国民航飞速发展的30年，全行业运输总周转量平均增速超过17%，是充分展现民用航空行业在国民经济领域中先发先导作用的时期。民航以其快捷的运输速度、较为安全的运输方式和优质的服务，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2004年的“中国铁路长远规划”为肇始，铁路系统用10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发展了快速铁路和高速铁路，一大批铁路客运专线投运，大批城市之间开行了动车组列车或高速动车组列车，到2014年底，中国高铁、动车的通车里程已经达到1.6万公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铁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与中国民航进行了竞争。
尽管如此，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民航的全行业总周转量依然取得了8.3%的平均增速。航空公司通过调整市场结构，寻找和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空管、航空公司、机场当局一道研讨中枢结构式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使旅客乘机、换乘流程更加便捷高效;民航行业与地面交通协调配合，大力拓展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高速公路运输、专线巴士运输、市内公共交通运输等方式与民航的接驳，着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在交通运输体系的竞争中，民航行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凸显，特别在中长程距离的运输方面。特别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国、第一大快递业务国、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的情况下，民航这个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资金密集、人才集聚的行业进一步展示出强大的优势与发展后劲。
民航运输的舒适和快捷，基础是安全——从2009年-2014年，中国民航运输航空起降百万架次重大事故率为0.08，世界平均水平为0.42;亿客公里死亡人数为0.002，世界平均水平为0.009。就是说，衡量民用航空运输安全水平的两项重要指标，中国民航均好于国际民航平均水平。
在交通运输综合体系建设中，中国民航的行业优势还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这些方面——从上世界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民航就开始建设自己的航空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了开账与结算计划，离港系统、售票系统、货运系统等一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信息系统，为民航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和服务保障。如今，中国民航拥有全球最大的BSP数据处理能力，拥有实时为300余家各国(地区)航空公司提供机场旅客处理、航班计算机分销服务等功能。民航+互联网+信息处理，在世界民航和中国国内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
二、民族文明自信
民族文明自信源自五千年有记载和三千年清晰记载的民族文明史，源自世界四大文明唯一绵延至今者。
我们知道，一个族群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食用熟食、拥有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制作使用金属工具和建立城郭。
仓颉造字、钻木取火、大禹治水、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后羿射日……一个个或传说或口头流传的故事，展现了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推动自身和人类进步的脚印。璀璨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从很久远的古代起，就梦想和渴望飞行，有些关于飞行的说法流传于口头，有些则见诸于典籍。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就有牛郎和织女飞上天河、鹊桥相会的精彩段落;美丽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更是大胆地将人们飞行的梦想延伸到遥远的月球。
对风力的认识和应用，在中国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而凭借风力飞行的大胆想象，在公元前战国时代的《逍遥游》一书中就有记载。今日木匠师傅们的祖师爷——鲁班，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他善制“木鸟”，与后来王莽时代进行的“飞人”试验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先人们有关飞行的伟大创意与实践。
明代一位叫“万户”的木匠，使用风筝和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上边飞了起来，尽管飞行很短距离就不幸“机毁人亡”，但这位勇敢者无疑是为飞行事业献身的第一人了。
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1884年-1912年)先生，是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他设计制造了中国最早的现代飞行器。作为一名旅居美国的华侨，冯如面对当时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和家门口打仗的情形，告诉徒弟们说：我看，在这列强竞争的时代，飞机是军事上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有很多飞机分守着中国沿海港口，就可以抵御列强的侵略了。
不幸的是，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和中国航空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1912年于广州进行的一场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而牺牲，临终遗言：“吾死后，尔等勿因是失进取之心”。
在世界四大文明体系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大文明都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消亡了，所以被称作“古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历经千百年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东方。这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从来不是以种族或相貌特征作为识别的标志，而是以文明的同一作为族群凝聚、融合的要素，因此，即使中国南北方人种差异甚至有时超过了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但一点儿也不妨碍南北方人对于大一统的中国和华夏文明的共同认同。
作为中国民航人，同时也是光荣的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对中华民族和文明充满自信，因为我们站在数千年文明史创造者们的肩上。
三、历史文化自信
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近现代无数志士仁人为这幅画卷的描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代代中国民航人的传承下，中国民航100多年、新中国民航60多年来所形成的一整套安全管理、规范服务的行业文化影响至今、意义深远，是行业发展进步不可替代的“软实力”。
航空运输作为近现代才刚刚发展起来的行业，与其他行业或领域相比，的确算是一个“新兴”行业了。
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起步较早，二十世纪初的1903年，清朝光绪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就陆续选派刘左成、李宝焌赴日本，厉汝燕赴英国，秦国镛、潘世忠等赴法国学习飞机制造和飞行驾驶技术，为兴办航空事业做准备。1910年，清朝宣统政府在北京南苑五里店“毅军练兵场”内始建飞行场和简易跑道，南苑机场遂成为中国第一座机场。
1913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决定购买外国飞机，聘请部分外国航空技术人员，在北京南苑开办航空学校，培养专门人员。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从法国购买了高德隆式飞机12架，成为中国民用航空航空事业的开端，并拨款六万元对南苑机场跑道进行扩建，新增房屋100余间和一座飞机维修厂。1929年4月，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的子公司航空开拓有限公司(AviationExploration,Inc.)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运营管理航空事务的中国航空公司签订合同，获得了从上海到汉口(今武汉)、北平(今北京)和广州三条航线的经营权以及为期10年的独占航邮权。
1931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43年2月，改组改名为“中央航空公司”。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航有力配合了中国军队抵抗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开辟“驼峰航线”并坚持运营，为中国和印度、缅甸的抗日战争以及全世界反发法西斯战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仅1942年8月至12月期间，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就往返驼峰873次，运往中国1804.3吨物资，运返印度1883.1吨;该公司运往中国的有500多吨钞票，300吨飞机零件，300吨铜和钢，给美国红十字会的20吨医疗用品，另外的30吨给美国医疗队等等，此外，还先后空运了7000多名中国远征军将士到印度接受盟军训练。
可以说，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起步早、见效快、起点高、积累深。
1949年，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两航起义”，这些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58年4月5日，新中国民航运输飞行发生了第一次机毁人亡(乘客9人，机组5人)的一等飞行事故——民航成都管理处伊尔-14型632号飞机，执行成都经西安至北京航班，在西安西南方向的汉中地区佛坪县四方台山撞山失事。
事件发生后十天后的4月15日，时任民航局局长、1955年授衔中将的邝任农同志发布117号命令，要求民航全体人员贯彻“安全第一”方针，确保飞行安全。
其实，在一年前的1957年10月5日，时任总理周恩来同志已经洞见到安全对于民航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国务院“关于呈送民航局中缅航线开航工作总结”的报告上，对民航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
这三点重要指示至今都是民航工作的总方针，已有力有效指导民航工作已近60年。安全是民航永恒的主题，民航的安全文化从此生根落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民航提出安全工作总体要求，归纳为“三句话，八个字”和“一严、两抓”。“三句话”，就是周恩来总理的重要批示，是民航工作的总方针;“八个字”，就是培养“团结、求实、创新、廉洁”的民航工作作风;“一严、两抓”，就是“严字当头，一抓整顿，二抓改革”。
进入新世纪，民航的安全工作继续延续了常态化管理，并努力建立长效机制，中国民航提出“持续安全”理念，重点抓民航安全的理念、队伍、规章、责任和设施等体系建设。
可以说，安全、服务、正点已经渗入每个民航人的血液，潜移默化成为每个民航人工作生活所遵循的准则，也成为民航拥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显著行业文化特征。
今天，中国民航人正以更加坚定的历史文化自信昂首阔步走向未来。
中国民航是有着优良工作传统和优秀文化特色的行业，中国民航人必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航家作者：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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