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英的“资本系” 官员腐败的新趋势的体现

  山东省高级法院于7月6日上午驳回李培英上诉,维持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一审判决,这起涉案资金上亿的经济要案最终落幕。表面看,李培英只是层出不穷的贪官中的一个。但一名参与经手此案的司法人员认为,李案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员腐败的新趋势。“他们在权力、私人关系和资本市场之间搭建的桥梁,直接带来涉案金额和反腐难度数量级的增加。”   案发审计   李培英的案发源于审计署一次日常审计。“首都机场总裁李培英案是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在日常审计中发现,报给领导批示后,由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查处的。”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   据后来向社会公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7年1月,交通运输审计局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工作审计的结果令人吃惊:违反基建程序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超规模建设达80多亿元,并存在低价变卖在建工程及挪用专项建设资金23亿元的问题。   接下来的审计中发现,首都机场有一笔巨额资金在中国华

李培英的“资本系” 官员腐败的新趋势的体现

  山东省高级法院于7月6日上午驳回李培英上诉,维持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一审判决,这起涉案资金上亿的经济要案最终落幕。表面看,李培英只是层出不穷的贪官中的一个。但一名参与经手此案的司法人员认为,李案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员腐败的新趋势。“他们在权力、私人关系和资本市场之间搭建的桥梁,直接带来涉案金额和反腐难度数量级的增加。”

  案发审计

  李培英的案发源于审计署一次日常审计。“首都机场总裁李培英案是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在日常审计中发现,报给领导批示后,由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查处的。”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

  据后来向社会公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7年1月,交通运输审计局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工作审计的结果令人吃惊:违反基建程序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超规模建设达80多亿元,并存在低价变卖在建工程及挪用专项建设资金23亿元的问题。

  接下来的审计中发现,首都机场有一笔巨额资金在中国华[0.06 0.00%]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常务副总裁王政(因上海社保案被判3年)那里,账面显示15亿元,由首都机场委托王政理财,后转化为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15亿元根本经不起深查:其中9亿元是从首都机场的账户上转过去的,6亿元是从中国民族国际信托转去的。而银行账户显示,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只通过银行转账3.38亿元,另2.62亿元成了一笔“断头资金”。

  审计人员追查这2.26亿元资金的另一收获,是发现在上海社保案中同样有李培英的身影。金融律师方洪雷说,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收购上海新黄浦[0.00 0.00%](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曾动用了8亿元上海社保基金,而上海社保案案发后,有关部门追缴社保基金,常务副总裁王政找到李培英帮忙。于是,在李培英主导下,首都机场计划斥资11.2亿元,收购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华闻传媒[0.00 0.00%]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亿股份。

  李培英系

  随意拆借国有资产为己所用,将其打包于理财亏损之中

  2002年,李培英和王政发现了一个二者可以各取所需的合作。李培英有一笔巨大的赌债需要偿还,而王政成立的公司需要一个大客户。

  40出头的王政被视为华闻控股的灵魂人物,这家在传媒、基建、金融多方涉足的上市公司正处于业务的开拓期,“2002年底,由王政担任总经理的北广联公司急需大额资金投资证券项目”。方洪雷说,王政需要物色一个好的合作对象。

  扩张中的首都机场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客户。和华闻控股相似,2002年的首都机场处于同样的扩张期。“首都机场从2002年左右开始选择&LSquo;扩张圈地’的方式建设自己的网络。”方洪雷说。

  此时的李培英正纠缠于一堆繁琐并庞大的个人债务中。后来检方指控称,李培英先后14次到澳门赌场赌博,所输的3000余万元多数由商人麦炳辉代还。李培英喜好“百家乐”,桌上的赌资从5万元到500万元不等,赌资和输赢额都由组织者透过银行汇兑转账方式支付和提取。为了支付巨额赌债,李培英将从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蔡汉德那里收取的人民币110万元、港币400万元全部用于澳门赌博,血本无归。

  2002年左右,商人麦炳辉向李培英催要3500万元的赌债,李培英通过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中民信公司的6亿元理财资金里,转出这笔公款。这只是李培英从首都机场理财金中转出的数笔巨资之一。根据起诉书材料显示,李培英分别于2000年8月、9月和2001年4月,分3次私自要求中民信从委托理财款中转出共计8250万元,由其个人控制使用,而中民信以首都机场取款入账处理。由于其形式是首都机场减少理财本金,所以中民信日后就无权向首都机场集团索还。

  “2000年到2002年股市行情低迷,这笔理财资金原本就亏空巨大,加上李培英转出的3笔后,亏空增加到2.62亿元。就是审计署审计时发现的断头资金。”方洪雷说。

  当王政2002年找到李培英,表示希望获得首都机场理财业务时,李培英甚至更需要前者。

  二人一拍即合,双方最终签订总额为15亿元的委托理财协议,其中包括委托中民信理财的6亿元和后来首都机场集团追加的9亿元。作为条件,北广联同意承担首都机场在中民信理财形成的2.26亿元亏空,包括李培英从中民信转走的8250万元,作为融资成本平账,并在委托合同中隐去承担亏空的内容。这意味着,北广联承担8250万元的亏空后,掩盖了这笔资金的去向,使其脱离了首都机场的财务控制,首都机场也对这笔资金失去了收回的账务基础。作为对北广联公司的补偿,李培英承诺降低理财收益率。

  据办案人员透露,为掩盖这笔资金的转移,2003年下半年,李培英曾要求中民信调整账目,将以首都机场取款名义转走的8250万元改为以中民信的名义转出并使用,但遭拒绝。

  “这种关系一旦建立,无疑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灰色的资本系。李培英可以随意从国有资产中拆借资金为己所用,并将其打包于理财亏损之中。”

  这3笔转移资产中最大一笔4000万元,被查明以北京首都机场集团的名义投资入股由李培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中纪委专案组查证,到李培英案发长达7年之久,首都机场领导班子及职能部门对上述4000万元投资毫不知情,首都机场账目中对该笔投资没有任何反映,海创公司也从来没有纳入到首都机场管理。这笔资金实际上完全由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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