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朋友圈被柴静刷屏。
《穹顶之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公民个体关于公共事件的积极表达，对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
再过两天，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的诞辰。一直有个话题堵在心里，不吐不快：
建议首都新机场定名为“首都恩来国际机场”
前不久，首都新机场正式开工建设。和红火的施工现场一样人声鼎沸的，是各界关于机场命名的热议和争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于是，开工时官方表态：“因各方意见不统一，机场暂定名为首都新机场。”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古今中外，取名都是大事。“首都新机场”这个名儿毕竟是权宜之计，举世瞩目的新机场亟待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字。
为何首都新机场取个名就这么难呢?
首都新机场命名的困局
在百度上搜索“首都新机场”，各种名称扑面而来，高频词条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简单直白：
比如直接叫“首都新机场”或者“北京首都二机场”。如果“新机场”这名被正式确认下来，那现在的首都机场不就成了“老”机场、“旧”机场吗?“二机场”就更不能说了，“二”这个字儿已经被大家玩坏了，能随便乱叫?眼一瞪，你才二呢!
第二类貌似有些文化：
比如取名“京畿机场”、“朱雀机场”等等。乍一看，似乎有点味儿。仔细想，不管是汉魏时诞生的“京畿”二字，还是上古传说中的“朱雀”，如果用来命名现代化机场，扑面的却是陈腐味道，并非真正继承传统精华!而且，“畿”字生僻，不用电脑，在候机楼拉几个人“现场汉字大赛”写来试试?“朱雀”其实意指南方星宿，位置不明不说，是不是还得配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还有，国际机场嘛，光是一个翻译……???
第三类是矛盾最集中的,按地名来命名:
新机场地处北京大兴区的榆垡镇、礼贤镇和河北廊坊的广阳区之间，还紧邻天津的武清区。
“榆垡”做个小支线机场名字或许勉强;“礼贤”有“离线”谐音，容易被引到“失联”上去;“广阳”名儿还不错，可惜只占机场一小部分，小地名代大名称，捉襟见肘;“大兴”范围稍大但也包含不全，有兴旺发达之意，但又太过浅白，品位不高。这几个名称，从地理范围到文化意蕴，都承载不了世界级机场的国际化形象。
也有建议，以就近流经的永定河来冠名， “永定机场”涵义也还不错，可是永定河在北京境内就长达100多公里，是一条线，而非一个点，指向不清。而且人家贯穿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五地，凭啥单单冠名给首都新机场呢?这让流过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的长江怎么想呢?
出现这些五花八门名字的背后，或多或少隐藏着京津冀三地争夺未来大型国际枢纽机场冠名权的多方博弈。正如北京政协委员马光远先生的调侃：“叫大兴机场，天津不同意;天津想叫武清机场，河北不同意。建议叫武大廊机场。三地都包含，又有知名度，如何?”正因为立足点和视野的局限，也就决定了这些命名的局限性。仅仅以某一地域给首都新机场命名，既缺乏时代意义，也缺乏历史厚度。毕竟，首都新机场的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一个小小的区、县、镇的地域名称所能承载。
首都的机场是国家的门户，门户机场的名字是国家的名片。其命名不仅仅是为了带来地方知名度的提升，更是国家民族的精神符号、价值导向!
机场命名是不是也需要“解放思想”?
目前来看，国内绝大多数机场的名字是“所在城市+具体地点”的组合，比如上海虹桥、成都双流、南京禄口……等等，这种命名方式源于2005年民航总局颁布的《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文件要求，在《规定》的第三章“民用机场的名称管理”：“民用机场的命名应当以确定机场具体位置并区别于其他机场为准则”、“运输机场名称应当由机场所在地城市(或地、州)名称后缀机场所在地具体地点名称组成。”
我们也注意到，《规定》中还有一条：“当地群众因风俗或读音而强烈要求修改机场名称中后缀具体地点名称的，该机场可以更名。”
中国的机场中,也有不按“所在城市+具体地点”命名的案例，典型的比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还有一些中小机场也在命名上对《规定》有所突破。例如：位于贵州铜仁和湖南凤凰之间的“铜仁大兴机场”(对，一样的大兴机场!)，2009年经民航局同意，更名为“铜仁凤凰机场”，是我国机场跨地区命名的突破;还有，位于四川阿坝州 松潘县川主寺镇的机场，并未取名“阿坝机场”、“松潘机场”或者“川主寺机场”，它用了附近两个著名的景区名字，叫“九寨黄龙机场”。事实上，今后这样的突破会越来越多，如果拘泥于现有规定，今后动辄跨越几个行政区域的新建大型机场难道每次都要因为命名问题而争论不休、迟迟不能定名?
发展要求我们主动改革，机场的命名也需要解放思想——从全球视野来看，除了用地名外，用人名命名机场也是国际惯例，不少国家对首都的机场或重要门户机场是用人名命名的。如：美国华盛顿的里根机场和杜勒斯机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意大利罗马的达芬奇机场、印度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机场、蒙古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机场等等，甚至台北桃园机场也曾叫中正机场。这些用其名字命名机场的人物，不管是政要名流，还是艺术大家，都是对国家、民族或者对行业、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多为世界各国民众所熟知。
在中国，如果首都新机场选择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对中国民航的发展影响至深、得到全国人民认同、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且其名字需有内在魅力价值，符合国家门户形象。
依我看，唯有一人最符合这个要求——他就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奠基人、担任新中国27年总理的周恩来。
给您说说命名“恩来机场”的理由
与现在的“首都国际机场”区分，建议将首都新机场命名为“首都恩来国际机场”!理由很多，重点讲三个：
第一，周恩来对民航乃至中国影响深远。
1949年，周恩来亲自决策部署的“两航起义”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奠定了新中国民航发展的基石;1957年，周总理在民航局中缅通航一周年总结报告上批示的“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三句话，成为了中国民航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成为了民航精神文化的魂魄，血脉相连，代代传承。过去、现在、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影响着中国民航的发展。
巧合的是，2014年12月26日，首都新机场正式开工。时光倒回去40年，也就是1974年的12月23日-28日，病情沉重的周恩来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飞行。他不顾医生的禁令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正是这次鲜为人知的“长沙会谈”，商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布局了邓小平的复出，对于之后明确“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乃至为改革开放铺路奠基，意义非凡。
第二，周恩来的名字人民认可、世界熟知。
在网络浮躁气息蔓延、野史谣言招摇的当下，找一个国人钦服、国际认可的政治人物，周恩来总理是最大公约数。周恩来卓越的功勋、崇高的人格，尤其是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忍辱负重的形象超越了其他政治家，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接受度高，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国际社会，周恩来以其独有的东方智慧和风采魅力为世人铭记，他的影响已超越国界。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写道：“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周恩来在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久弥新，已成为现在规范国际关系、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准则，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
作为“中国第一国门”，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国际名片，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恩来”命名的首都新机场会得到更多来自国内、国际社会的衷心赞誉和认可。
第三，“恩来”两字底蕴深、寓意好。
从传统的角度来说：恩，惠也(《说文》)、仁也(《礼记》)，来，至也(《尔雅》)。“恩来”即“福泽众生、继往开来”;用时尚的话来讲：“恩来”意味着“爱的传递”。首都机场集团的文化主旨是“天地之道、大国之门”，“恩来”的名字与“国之门户”的文化形象是高度契合的，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对外形象是高度契合的。
更有趣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小名叫“大鸾”，传说中的神鸟;表字“翔宇”，和飞行的关系不言自明。
听我唠叨完这些，您是否觉得，不用“恩来”命名首都新机场似乎真说不过去?
要不，您接着说个好名字?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中国民用航空网保持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