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祖国和民航锻造了我
一、民航总局15年
1958年秋，我们4个解放军俄专的毕业生，由空军分配到中国民航局专家工作室，当年我21岁。专家工作室主任是李树藩同志。其他3人先后到外地进修或工作，我则留在专家工作室做翻译和管理文电工作。不久，到首都机场送苏联专机，一位服务员告诉我说李 平副局长找我。当时，李副局长身穿将军呢大衣，与苏联民航代表在一起，见到我后他对我说：“专机要调机到海参崴，听说航路上有一条冷锋？”我居然对他说：“‘冷锋’我不会翻”，他看着我和蔼地说：“你就翻成冷的风吧”。第二天，李副局长因事来到我们办公室，“哟，小鬼，你在这里呀？”，老同志替我作了简单介绍后，李副局长说：“好啊，军校培养的，翻译的不错，今后要好好向老翻译学习呀”，我听后脸红心跳，惭愧无比。自此，决心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尽快掌握工作本领。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1962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蛛网膜下腔出血。我躺在隆福医院的长凳上，安若兰医生抱着我的头，第二天确诊后，我被转入重危病房。当时呕吐、昏迷、烦躁，什么也不知道。黄德嘉、张福康两位同志分别看护我两个晚上，当爱人从东北赶来，见我危重立即哭了起来，被李树藩一把拉到走廊，不让她当我面哭泣。经过47天的抢救，身体慢慢痊愈，是隆福医院、同志们和爱人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报孝祖国，献身民航事业。
总局15年，我一直在李树藩同志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个工作狂，没有休息日，对我要求也极严。1959年，他带领大家将翻译中遇到的辞典中没有的词汇集成册，起名《3000词彚》，后来，又动员大量人力，编辑出版了《俄汉航空工程综合辞典》，为翻译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3年，民航总局业务部门划分为6个局，我在四局外事处任助理员，李树藩同志任处长，我与刘雨辰、王仕雄、李振茂等同在一个办公室，主要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外事工作。刘雨辰是位老翻译，建国前参加革命，是老大哥。我因大病初愈，大家都照顾我，我也不甘落后，与同事相处融洽。我细读《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玉禄》等书籍，这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谨做人，努力工作，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俄文小说，不断提高外语水平。1965年，前苏联援越军事人员及物资空中过境经过北京，总参、外贸部、外交部及民航总局联合成立《45号任务办公室》，民航由沈图副局长负责，派我做具体工作，任务属“绝密"级。每次任务完成后，由我起草简报。有一天夜里2、3点钟，我所在的外宾接待室工作间的电话响起，是外交部一起搞“45号任务”的同志打来的，说是一名苏联旅游者在首都机场登机时要求政治避难，被苏联大使馆人员带走，要我帮助尽快找到旅行社的陪同人员，于是，我便联系北京各大宾馆，找到他们后，天已大亮。此时，外交部通知我们立即前去开会，于是报告了四局局长何凤元同志，他指示由我参加。外交部的会未开完，国务院外办又召开会议，我又报告了何局长，他仍派我前往参加。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于是我赶到何凤元家里汇报，因感到事情重大，他带我到住在楼下的沈 图副局长处汇报。可是没有想到，他对沈副局长说：“这件事情谁也没有跟我说。”沈副局长看看我，严肃地说：“请示汇报、汇报请示，一点不能含糊。”我没有辩解，只是觉得别扭，到了办公室，忍不住对同事们说了此事。“文革”中批斗何凤元，他就此事在全局人员面前向我道歉。当时我未在场，后来听到此事，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感到后悔，悔不该将此事告诉别人。在民航总局工作多年，耳濡目染，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何凤元是一位难得的国际事务专家，新中国第一位驻国际民航组织代表，我非常敬佩他。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1959年共和国10周年大庆，我参加外国专机接待任务，陪同外宾登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了盛大阅兵和游行，让我为祖国的强大而感到无比骄傲，也更加激发了我报效祖国的决心。
15年翻译、外事、出国、大病不死、“文革”、干校，风风雨雨，我心中装的始终是祖国，是民航，矢志不渝。我时常怀念以前曾朝夕相处的老同志。梁钟秀，建国前参加革命，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堪称表率。黄德嘉，为人耿直，少言语，“文革”中暗中保护了许多同志。卢瑞龄，文革中被错打成“反革命”，但他却光明磊落，绝不牵扯他人……，张乃嵘、徐克继、陈家鋆、王仁静、马联玳、蔡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两航起义人员。我发现，这些同志个个业务精湛，许多精通英语的还能作俄语笔译。他们长时间受到不公平待遇，拨乱反正后才真正抬起头，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精湛业务水平，无形中影响着我。
二、风风火火大连机场8年
1973年，为了解决家庭两地生活问题，借大连开航之机，我毅然放弃了在首都和总局的优越工作，调到大连航站。我自学英语，到北京学习国际业务，为大连机场开办国际货运和客运业务。为了学好英语，我提前1小时上班，朗读、背诵；为了跑客、货源，提前1小时出发，电车上读，路上背，有一次居然撞到树上，额头被撞出了一个大血包。外贸8点上班，我经常在8点前就等在他们办公室门前。第一票国际运单被我打废。不过，成绩从此开始。第一年国际货物始发运量25吨，第二年50吨，连续5年翻番，到1978年，突破了400吨。到总局出差，国际业务处郑玉蕴大声喊我：“白广福！”，我答“到！”，因过去在一个单位工作，已十分随便。“知不知道大连国际货在全国排位第几?”我说不知道，“告诉你吧：北京第一，上海第二，大连第三”。
谈起当年组织国际货源，还真有一些故事。例如，当我来到外贸粮油进出口公司水产科宣传空运事宜，业务员张贵新（后来担任省外贸厅副厅长）说：“有，冰冻大虾。”经一算帐，大家全笑了，因冰冻大虾离岸价恰恰等于大连经北京到日本的空运费。就是这个部门，后来居然成了第一大客户。要发活赤贝到日本，我很振奋，可是，包装是铁桶，铁桶底部扎有6个窟窿，赤贝吐出的粘液全都渗漏出来。几经努力，终于从日本运来泡沫塑料箱，活赤贝空运一发而不可收，1978年冬，仅活赤贝一项就达400多吨。大连—北京间，每天用安-24包机飞一班；北京—东京和大阪之间每周4个航班，每班一个大舱；大连—东京三叉戟包机12架次，北京—东京波音707包机2架次。同时，还开发了活沙蚕、冰鲜鱼、冰鲜海胆、银鱼、鳗鱼苗等。因大连的国际货物给北京方面带来很大效益，北京管理局运输处王继武（后为民航中南局书记）要为我申请300元奖金，300元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开了一阵玩笑后，我回绝了。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一笑了之，因为我心中装的是祖国和民航，就这么简单。
为了开发鲜活商品市场，我经常随外贸部门的同志下到产地。有一年，客户要求沙蚕用海水浸洗后装箱，原来质量最好的代号为203的沙蚕突然大量死亡，一时大家全懵了。于是，我建议直接去产地，到采挖现场，这里是一片盐场。我小时候在海边长大，深知盐场水含盐量大大高于海水。日本商人来大连搞技术交流我都参加，知道沙蚕见淡水会很快死亡，把盐场上挖的沙蚕用海水洗，无异放入淡水，我把想法告诉了张贵新。他恍然大悟，立即发出指令：“203沙蚕全部停止海水洗！”。之后，203恢复发货，成活率100%，重登王牌宝座。当时的总局运输司张文德司长知道此事后，说我把国际货搞神了。当时国家外汇十分紧缺。张贵新告诉我：空运2吨活赤贝，等于一台解放牌汽车；一公斤鳗鱼苗，等于半公斤黄金，我更觉责任重大和光荣。当年，我跟随外贸的周美龙同志到丹东大孤山的河网地区去捕捞鳗鱼苗，看到了捕捞的全过程，也从张贵新那里了解到鳗鱼回游、产卵及整个生长过程和市场情况。不久，我和外贸部门的同志一起，从大连机场乘包机前往丹东接运鳗鱼苗，机场领导和战士列队欢迎我们，情景十分感人。飞行途中，我还观赏到天海交融的美丽奇景，8年后写了散文《天空赋》，发表后受到好评，一位著名作家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描写空中景象的散文。
几十年后，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出这些成绩的？”我答不上来。后来才想明白：一个脑袋，两条腿，外加一张嘴，勤想、勤跑、勤说，人怕见面，树怕剥皮。昨天如此，今天如此，100年后，我相信还是如此。
三、后16年
1981年，我奉调沈阳管理局运输服务处任副处长，告别了苦心奋斗了8年的大连机场。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离开大连机场，但是，命令如山，服从已成天性。
开动脑筋，大胆实践，终于，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东北组座谈会上，我提出三省联合开辟香港旅游航线的建议，受到一致赞同。从与港中旅谈判到取得国际（地区）航线飞行权，从确定飞行机场到口岸资格等，一关一关闯过来，沈阳管理局的飞机终于飞出去了。沈图局长有一句话：“只有飞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