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的安检方法是有漏洞的，因为它关注的是人们携带了什么，而不是他们的意图。
从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金属探测门和X光机始终是机场安检的主力军。但是，弄清旅客旅行的意图才是找出恐怖分子的关键。
恐怖袭击如今已变换出许多花招，但我们机场使用的许多技术还停留在过去，那些技术原是用来应对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恐怖袭击。更糟的是，这些技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在协助或教唆着恐怖分子。安检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安检人员查看着妈妈们的化妆品是否装进了塑料口袋，这对自杀性爆炸分子而言难道不是可乘之机吗？既然候机楼就有数千人，为何还要登上飞机实施爆炸？
我们熟悉的机场安检口是在上个世纪60年末70年代初变得广泛起来的。在犯罪分子企图劫持从美国飞往古巴的航班时，这些设备被证明相当有效。随后，劫机者开始配备手枪、刀子和手榴弹。而金属探测门则很好地应对了这样的威胁。40多年过去了，它们仍然是机场安检的主力军。
但是金属探测门无法探测出爆炸物——塑料炸弹或液体炸弹，也探测不出任何由陶瓷、玻璃或聚碳酸酯制造的炸弹。虽然X光机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但在探测简易爆炸装置有效性方面仍有待证明。但奇怪的是，我们使用未经证明的技术来扫描所有行李时却心存满足感。最有道理的说法是，这些安检设备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安检，那就应该另寻出路。
1968年，一架以色列El Al 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尔时被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劫持。随后，以色列采取了两项措施：他们在每个航班上都安排了空警，并且在乘客登机前对其进行筛查，为的是找出怀有恶意的旅客。在那以后，El Al 航空公司的飞机就从未被成功劫持。
我们的确需要对乘客进行筛查。但无论何时，这个方法总会被冠以“种族歧视”之称。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以色列的经验，就会对这一称谓表示感激。当1972年日本赤军袭击Lod机场时，以色列意识到旅客筛查系统需要进行更改，应通过分析旅客的行为来鉴别他们的意图，而不是将目标锁定在某一固定人群上。这一方法显然奏效了。1986年，以色列安全当局成功识别出一名怀孕的以色列妇女准备袭击伦敦希斯罗至特拉维夫的El Al航空公司的航班。
这名妇女算不上典型的威胁，而且她“不经意地”携带着一个装有简易爆炸装置的行李包，而这个爆炸装置是她的情人给装进去的。而且，那个包经过了X光检查，爆炸装置却并未被发现。这起事件让检查人员从此以后开始询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的行李是谁打的包？”2001年，一位在鞋里放置炸弹的恐怖分子被成功拦截，他原计划搭乘从巴黎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但是安检人员却发现他行为可疑。这为旅客筛查提供了另一具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
事实上，机场一直以来都在使用筛查，海关和移民局每天都做着这样的事——不过是在航班降落以后。这些官员知道哪些信息是关键的。那么为什么不在人们登机前就采用这样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呢？答案是有关部门想要公平地对待每个人。
那么，进行旅客筛查时，哪些是需要关注的线索呢？当然不能简单的论断说是那些紧张到咬指头的旅客，或者单独出行的穆斯林男子。这些线索应该是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包括服装、行为、行李、陪伴其出行的人、机票和护照数据、自信心，以及在特定日子飞行特定路线和航空公司的可疑程度等。通过这些信息，有经验的检查人员就能构建出乘客乘机的真实目的了。
毒品携带者——特别是用身体携带毒品者（吞下或在阴道、肛门内放入毒品）每天都能成功绕过机场安检，而他们携带的毒品量也远远大于制造爆炸物所需的材料量。这些人只会被有经验的海关拦截。这些毒品携带者为的是求生，那么那些准备自杀的恐怖分子呢？要是他们也将爆炸物隐藏在身体内呢？难道我们要在安检口安排妇科专家吗？
当然不可能，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的安检方法是有漏洞的，因为它关注的是人们携带了什么，而不是他们的意图。对外出度假的家庭成员、参加会议的商人而言，让他们又脱鞋又解开皮带地接受检查是没有理由的。而且那长长的禁止携带物品名单也会使安检员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目标上移开：他们需要寻找没有携带金属和液体的恐怖分子。
